2019上海书展︱山口守:《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理想主义的光辉和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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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上海书展
2019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2019年8月14日-8月20日举行。书展期间全市16个区设立100家分会场,首次在江苏、浙江、安徽、北京、天津、河北等26个省市设立50 家分会场。外埠分会场借力钟书阁、西西弗书店、上海三联书店、百新书局、晓风书屋在全国的连锁书店,走出上海,将上海书展“我爱读书,我爱生活”的理念传达到全国、分享给各地读者。150家书展分会场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充分发挥引领人文价值,传播“风向标”平台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阅读风尚,擦亮“书香上海”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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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海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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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理想主义的光辉和阴影》
作者:山口守
出版社:中国文库株式会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作者简介
山口守
(Yamaguchi Mamoru)
1953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于东京都立大学修完博士课程,现任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巴金的世界》(合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大众媒体与现代文学》(合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讲座台湾文学》(日文,编著,国书刊行会),并曾将巴金、史铁生、阿来、白先勇、黄春明、张系国、普艾达(Ida Pruitt)等的作品翻译成日语。
目录
序章〈巴金的生涯和作品:永远的理想主义者〉
第一章〈无政府主义和文学之往来〉
1, 巴金与高德曼
2, 萨珂·樊宰特事件与小说《灭亡》
3, 杂志《平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之空间的越境性:巴金与刘忠士的思想交流
4, 巴金与西班牙内战
5, 巴金与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往来书简
第二章〈小说论〉
1, 关于巴金小说的变化
2, 巴金批判与林憾庐
3, 试论小说《家》的结构
4, 关于小说《家》的文本变容:小说、戏剧、电影
第三章〈日本经验〉
1, 巴金在日本的记录:横滨时期
2, 交错的日中视线:以芹泽光治良·邵可侣为中心
3, 巴金对山川均的批判与通州事件
第四章〈评论〉
1, 巴金与上海
2, 中国知识分子的家族肖像:《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
3, 逝去世纪的记忆:巴金与友人
4,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后一个作家:庆祝巴金99岁
5, 来自中国的视线:巴金与大杉荣
6, 追悼巴金:百年的理想主义
卷尾附录〈西文书简〉
索引:人名,事项,作品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世纪守望
○
一个作家究竟应当是什么时候才算“死了”呢?是生命枯竭的自然死亡呢,还是作为文学生产者的“死亡”?抑或是其文学声誉的“死亡”?恐怕有人会认为作家是死于生命尽管依然持续却已写不出作品那个时刻,也有可能生命与文学生产两者都在持续却已为社会所忘却而迎来了“死亡”,大概还会有些作家被认为死于丧失了社会名誉的那个时刻。而巴金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在以口述笔记的形式发表文章,并且直至最后的瞬间还身任作家协会主席,从这一点来看,不妨说他是因为生命的终结而“死亡”的作家。
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去世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体的密集报道,包括互联网,飞速在国内外传播开来,其中多数出自20世纪中国最后的文豪逝世这一视点。笔者同月23日出席了仅有家属和亲朋好友列席的小规模告别会,临离去时巡视了一眼正在为第二天举行的官方追悼会进行准备工作的殡仪馆大厅,只见在故人生前喜爱的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乐的乐声中,写有共产党领导人及各式各样国家机关、各地作家协会名字的花圈整整齐齐地排列成行。
清朝末期的1904年生于四川省成都的巴金,在“五四”新文化中觉醒于安那其主义,1929年以一部描写在极度绝望之余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青年的《灭亡》,极具冲击性地迈上了文坛。随后,从初期的代表作《家》直到民国时期最后的长篇小说《寒夜》,始终描写希求自由的个人为了超越困难而挫折、献身和再生的故事,成为纵贯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广受众多读者狂热支持的作家。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尝试通过思想改造来适应人民共和国体制,然而却为动乱的历史所吞噬,历经苦难,“文革”后又再次复活,最终一直活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是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个不同国家体制的长寿作家,而其生命历程却充满了接连不断的苦恼与磨炼,而且这苦恼与磨炼同时也是催生出其文学的原动力。这样一种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拥有着文学将共同体的梦想共有化,并通过梦想怂恿个人归属于共同体,这样一种机能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同时作为一个作品从契机、生成直至结果能够自我循环的作家,又可以说是极富个性。为什么要写?为什么想写?这一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与写出来的文学究竞有何种价值?这一归着点不时地发生对立,面对着这类似自相矛盾的苦恼,巴金坚持文学创作,而这也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与作家之间往复运动的振幅得以表现出来。
其实在第一部小说《灭亡》得以诞生的契机里,就有着同萨珂、樊塞蒂冤案中无辜被判死刑的樊塞蒂之间的书信交流。1927年5月,当时寄居巴黎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Li Pei Kan给关押于波士顿监狱的樊塞蒂写了封英文信,并得到了回信。此事在作家巴金的诞生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我1995年在彼士顿公共图书馆发现巴金致樊塞蒂的最后一封信(1927年8月31日。樊塞蒂于8月23日被处刑,未能读到此信)时,如何被文字的悲痛和悲壮所打动。在信的最后,巴金发出了为信念而献身的宣言:“We may die, we may be killed,burned,or imprisoned,we who fight for liberty,will never get liberty for ourselves,and yet we may gain the last victory not for us,but our children。”尽管这是一个表露出激扬情感的安那其主义宣言,然而仅凭这种精神,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时是无法贯彻理想主义的。仿佛代偿行为一般,巴金开始了创作活动。
起初多为像短篇集《复仇》那样描写脱离了共同体的、孤独的流亡者或异邦人心性的作品,然而他渐次将视点移向中国社会。含有自传因素的初期代表作《家》,描写了在以儒教伦理为基础的家长制下,以恋爱和思想问题为中心,分别对“家”釆取服从、不服从、反抗等不同态度的兄弟三人的生活道路。恋爱是从“成对幻想”起,波及家族制度、社会秩序、国家体制的,人际关系的基干同题,而如同弃家出走的《家》的主人公觉慧一样,作为下一个课题,巴金有必要思考离家出走后的个人在共同体中如何生存。作为作品很难说是成功之作的《爱情三部曲》(1931—1934)也可以说是直面这一课题的一个宝贵的实验。然而尽管继续文学创作,文学观却还不至于幼稚到以为可以在其中实现理想的巴金,甚至反而对文学创造的意义萌生疑念,难以心安理得地当一名作家。他无法同这样的自己妥协,同时也无法做到像那些在福建和广东献身于农村教育与社会变革的安那其主义同志们那样,选择民粹派式的生活方式。他极度苦恼,1934—1935年间逗留日本之前甚至决意弃笔,但最终发现既无法彻底成为安那其主义者又无法彻底成为作家的自己,正由于意识到了同双方的距离反而处于能够同时接近双方的立场,而在这振幅和矛盾之中蕴涵着产生文学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再生。
这一点象征性地得以表现,是在1936年国防文学论战中受到徐懋庸点名攻击时,与庇护他的鲁迅和论战一方的主角胡风不同,他不是作为文学问题,而是作为革命思想的问题发表拥护安那其主义的文章,毅然进行反驳。在论战中,徐懋庸非难法国、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对此,巴金从将西班牙内战视为革命的立场出发,撰文反驳,全面拥护安那其主义。介绍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活动的大量翻译集中发表于1938—1939年。其实在作家巴金诞生之前,在旧金山的华人安那其主义者组织所办的杂志《平等》上,巴金就曾发表过介绍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运动的小文,将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视为追求同一理想、身处同一时代的同志,对他们满怀休戚与共的连带意识,与他们也有书信交流。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巴金也继续翻译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文字,恐怕应当认为其理由并不是出自同法西斯而战、保卫祖国这样一种国家拥戴论式的视点,而是出自将中国民众的抗日战争设想为通过这场战争走向自立和自我解放道路的、安那其主义者的视点。实际上抗日战争期间的巴金作品中,也有长篇小说《火》三部曲(1940—1945)那样以奋起抗日的青年为主人公,追求个人如何能承担共同体希望的作品。然而在《火》的第三部中,则以林语堂的亲哥哥为原型,描绘了纯粹地坚持信念却在现实中败北的基督教徒,表明了他洞察到个人献身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立场。这一时期巴金以战争期间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将视点从悲剧的叙述者移向观察者,在文学创作上尝试着深入悲剧的内部。其结果,经历了《还魂草》(1942)、《小人小事》(1943—1945)、《憩园》(1944)、《第四病室》(1946),巴金最为成熟的小说《寒夜》(1947)降生了。该小说以日军的空袭和国民党的腐败日益严重的重庆为舞台,描绘了患有结核病的主人公与追求自立的女性之间的爱情与别离,深刻地思索了男女之间的爱。同时通过为追求自由恋爱而否定了传统家庭制度的人们却在构筑自己新的家庭上一败涂地的悲剧,描写了在追求自由的终极知道了自我的局限,而作为人际关系纽带的爱也可能成为桎梏,提示了人的自我和爱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样根源性的问题。
然而巴金将这种作品中描写的悲剧产生的理由归结为社会制度,选择了社会改革作为解决个人问题的道路,从而似乎一度放弃了从安那其主义与文学之间的往复运动和矛盾中获得的、对双方的批评性。1949年以后的巴金非常诚实地努力适应新的社会体制,在50年代的批判胡风和反右斗争中,转而站在了对往日友人进行批判的一侧。《随想录》中的自我批判,也出自于追究——不论是被迫也罢抑或是为了保身也罢——“诚实地”参与了后来发展成为“文革”的、异端审判式的运动的自己的责任,表现出高度的伦理性。然而值得注目的是,承认自己不仅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这样一种姿态,不只是对过去的单纯忏悔,实际上也是走向对现实社会坚持批判性的作家主体性回归的、充满苦痛的宣言。巴金对安那其主义的理解是以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吸纳为核心的,作为将重点置于个人内部的伦理性及规律的思想,与将基础放在集体规律及秩序之上的共产主义,两者之间呈现出既关联又紧张的关系。而巴金对生物学怀有兴趣,与其说是出于同生物学家朱洗之间的友谊,也许毋宁应当视作更近于安那其主义那种与人为的社会秩序相比、对自然存在的原始调和怀有憧憬的立场。这一内在伦理问题,也表现在初期作品中个人的热情被转换成为禁欲主义式献身的方向性得到重视这一点上。作家巴金具有一个特征,即内在精神每每与对他性的言行,尤其是文学表达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就作品而言,这往往表现为主人公的自我与对他性的言行不发生乖离,或者描写对发生乖离的苦恼。因而当巴金尝试适应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时,便会努力去使内在精神尽可能地向外部规律靠拢,努力使自己向毛泽东的《文艺讲话》的要求靠拢,诚实地去工作。而问题在于应当如何保持这内在精神及个人伦理的主体性这一点。
作为昭示自己思想核心的词语,巴金在其整个作家生涯中一贯常常使用的,是“信仰”一词。接近于“理想”的这个“信仰”,其概念自身在巴金的场合,可以用自由、平等、互助等抽象的术语来加以说明,然而重要的是宗教式的“信仰”本身并不曾得到本质主义的探讨,而是追求自己“信仰”的过程作为个人伦理具有重大的意义。认为普遍性并非单纯作为外在规律而存在,而是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产生出普遍性,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往现实之中是否可能实现其实无关紧要。在某种意义上,正因为被赋予挫折和败北的命运,理想主义才辉煌灿烂,而在那败北的废墟之上,巴金方才得以不断地创作出丰穰的文学来。对于个人而言是苦痛与苦恼的铺满荆棘的道路,而在集体当中一旦站在胜利者一方,则由于胜利每每是过渡期妥协的产物,理想主义便将腐败堕落。巴金在1949年以后的文学活动中,苦闷于个人伦理与外部规律的对立,一度曾踏入迷惘的歧途,也与此大有关联。然而“文革”后以一部《随想录》尝试恢复作家的主体性,不妨说是因为巴金思想的核心里内涵着这一理想主义的缘故。巴金之所以是永远的理想主义者,原因亦在于此。
11月25日生日这天,根据巴金生前的意志,他的骨灰被撒进了东海,巴金的肉体从这大地之上消失了。然而对于读者来说,作家巴金便是其作品本身,因此只要有读者存在,巴金便不会消亡。
写于2005年,日文版载于《东方》第300号,东京:东方书店,2006年1月,题为《追悼巴金一一百年的理想主义》;中文版载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6年第2期,题为《巴金: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世纪守望》,又收录于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编《巴金先生纪念集》,香港文汇出版社,2008年。在此稍作修改。
本文选自《黑暗之光:巴金的世纪守望》/巴金研究丛书1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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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饶悦